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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25-04-05 20:39:54编辑：哀思如潮网浏览（12）

至于这种需要和德性能不能自觉地实现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这里，他用学与思说明知行关系，而把行包括在学之内。但是，他同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却早有定交。



人的认识固然有从外向内和从内向外的两个方面，二者都是主观能动性的表现，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，认识过程归根到底只有一个，即由物到思想，而不是相反。[43] 又说：人心与天地一体，故上下与天地同流。他说：良知者，心之本体，即前所谓恒照也。王守仁说，按照朱熹的办法，作圣之功甚难，但是按照他的办法，作圣之功也很不易。朱熹说：人之所以为学者，心与理而已。

[98] 既然良知是一切知识的来源，所谓认识，也就只能是认识理心中之良知，也就是认识自己。朱熹虽然也讲心中天理，人人具有，但只有圣人心与理一。是情非他，即性之见也。

他只强调两家都是两宋之世，都是一样的道学。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人皆知，也是人人反复实行过的。关于道与器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，戴震同王夫之不同，他从气本论出发，作了另外的解释。直须跪拜周旋，捧玉爵，执币帛，亲下手一番，方知礼是如此。

最后，他批判了以读书为穷理的方法，认为读书只是穷理中的一事，而不是全部，更不是唯一方法。老、庄、释氏之谬，乃于此歧而分之。



他认为：欲生于血气，知生于心。[67] 宋儒在神形关系上，夸大了精神作用，并由神形关系推到精神和物质的关系，以理主宰气，以理能生气。因为朱熹认为，气也是形而下者，只有所以阴阳者，即无形无迹之理，才是形而上者。因此，他同意形色即天性的说法。

[11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[76]《天道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既然理不是生物之本，理不能生气，那么，朱熹的太极观也就站不住了。他从理气为一的唯物主义出发，提出性者气质之性，气质之外无性的命题，反对有所谓超然于气质之外的本然之性。

看来，王阳明的错误是明显的。[7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



在老、庄、释氏徒见于自然，故以神为已足。他说：其曰‘致知在格物，何也？事物来乎前，虽以圣人当之，不审察，无以尽其实也，是非善恶未易决也。

如果离开习行，只靠内心所思，那就是所谓默识心通，完全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或者其渊不深，其本不固。同时也说明，人性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。[15] 人之大欲，就是人的真情，也就是性。这就批判了理学家以欲为蔽、以知为私的混乱的说法。为读书而耗费全部精神，当然不好，但也不是毫不费精神，就能得到知识。王夫之全面总结了朱熹哲学，但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朱熹，颜元则直接批判了朱熹。

此孔子之学与程、朱之学所由分也。颜元不仅以气质论性，而且认为，气质之性善。

[82]《遗书·杂学辩·苏黄门老子解》。记问之学，入而不化者也。

[7] 他认为，朱熹在解释乐记中论性的那段话时，是说得很好的，好在把感物而动性之欲说成是善的，也就是把理欲二者统一起来，而不是对立起来。戴震认为，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，一是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所反映的声色味等见闻之知，即感性认识。

颜元则从认识论方面，作了较多的发挥和论证。他说：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，但他处多入‘理会道理，‘穷理致知等字面，不肯如此分明说。一阴一阳就是说气化不已，生生不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又结束了理学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（特别是戴震）完成了王夫之所没有完成的任务。格物致知具有系统的认识论意义，从朱熹开始。

[74]《理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朱熹的理先气后说和理不离气说，就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性说的理论根源。

他说：朱子曰：‘气有不存而理却常在。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。

[36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学编》卷二。[114]《性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中。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，又是一个矛盾的学说，更没有把行放在格物的首位。心之神明，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，譬有光皆能照，而中理者，乃其光盛，其照不谬也。

[23]《习斋记录·阅张氏王学质疑评》。于是始以性命为精，形体为累，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，相衍而莫觉其非矣。

[31]《颜习斋先生言行录·三代》。既然不是如程朱所说，性是理堕在气质中而为气质所污坏，也不是如陆王所说，心体即性而为物欲所坏，那就无初可复。

他从唯物主义立场解决了朱熹格物之学的严重矛盾。气质非他，即性、情、才之气质也。